老北京什么时候兴起斗蛐蛐的?

2019-11-29

原标题:老北京什么时候兴起斗蛐蛐的?

蛐蛐,学名叫蟋蟀,又名促织。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善鸣,好斗。因为一听到蛐蛐叫唤就知道是入秋了,天气将逐渐变凉,提醒人们:该准备过冬御寒的衣服了,故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说。不知是谁先发现的,雄性蛐蛐争斗起来挺好玩儿的,于是就把它们逮回来,令其争斗、观其胜负,以博一乐。白露、秋分、寒露,正是玩蛐蛐的时节。“勇战三秋”,就指的是这三个节气。

斗蛐蛐之戏,始于唐朝天宝年间。《天宝遗事》中记载,“宫中以金笼养促织,置之枕函畔,以听其声。”南宋权相贾似道,“少时游博无行”,掌权后尤喜促织之戏,经常与妻妾在半闲堂斗蛐蛐取乐。他还写过一部专著:《促织经》。

“玩家儿”不是一般人

天津斗蛐蛐,大概是从北京“传染”过去的。北京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玩斗蛐蛐的呢?明朝。据《聊斋志异·促织》中说,明朝宣德皇帝爱斗蛐蛐,致使一条蛐蛐价至数十金。宣德皇帝是位“太平天子”,在位时国家安定,有这种闲情逸致十分可能。《戒庵老人漫笔》中记载:“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出陆墓、邹莫二家。曾见雕镂人物,妆采极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邹家二女名也。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家君亲见。”最后四字的意思是:“我父亲亲眼见过。”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万历年间人蒋一葵著的《长安客话·斗促织》中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作者说,我到郊外,看见大人小孩聚集在草丛里,侧着耳朵,聚精会神地好像在寻找丢失的东西。无论是茅厕还是烂墙,一旦听到促织叫声,立刻像猫见老鼠那样急促地扑上去!大街小巷,到处是盛着促织的瓦盆泥罐,不论男女老少,都以斗蛐蛐为乐。明朝人刘侗、于奕正编著的《帝京景物略·胡家村》中也说:永定门外五里的胡家村“荒寺数出,坟兆万接,所产促织,矜鸣善斗,殊胜他产”。每到秋天,游闲人便来此地“缺墙颓屋处、砖瓦土石堆垒处”捉蛐蛐,“侧听徐行,若有遗亡”——慢慢走、侧耳听,好像寻找遗失的东西;听到蛐蛐叫声后,循声找到蛐蛐巢穴,“乃掭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跃出矣,视其跃状而佳,逐且捕得”——捕捉蛐蛐的方法已经很成熟了。后面关于蛐蛐优劣判定、斗蛐蛐方法与规则的记载,跟清朝以后的实际几乎完全一样。

到了清朝,北京玩蛐蛐的就更多了。官宦世家、八旗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多余的精力和钱财要有地方去消耗,玩蛐蛐于是成为一种选择。

玩蛐蛐之人号称“玩家儿”。据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清代北京内城玩蛐蛐的,“应以后马家厂(今旧鼓楼大街后马厂)杨氏为首,且历数十年不衰。若睿王魁斌、继侍郎禄,亦乐此不疲。……北城小斗家颇不乏人,记不胜记。外城杨荫北京卿尤好之。伶人谭鑫培,每秋来必蓄多种,以与诸士大夫为戏,且为联络计也。”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到证明:喜欢玩蛐蛐称得上“玩家儿”的,大都是上层人物,不是王爷,就是大官,再不就是银行家、京剧名角儿。

不说“逮蛐蛐”,要说“掏”

蛐蛐是野生的。要想玩蛐蛐,先得把它逮到手——不说“逮”,说“掏”。

过去掏蛐蛐,要到北京远郊区。据金受申先生在《老北京的生活》里说,过去北京专有人从事逮蛐蛐、卖蛐蛐的,立秋之前到各玩家去借盘缠,然后带上干粮和专用工具,到北京西山、北山去掏蛐蛐,一走就是十来天。

掏蛐蛐的专用工具是:一把铁钎子,能用来挖土、撬石、探穴;一个装蛐蛐用的柳罐斗;一个铁丝或是铜丝编的蛐蛐罩子,还有一个竹棍顶端绑着老鼠须子的蛐蛐探子。除此之外,还要预备上水壶。可以想见,要想掏到好蛐蛐,就得往荒山野岭高坡深沟里、潮热如蒸笼的庄稼地里钻,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蚊虫叮咬,不是件舒服事,也不是件容易事。听说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掏,出去一天,最多也就能收获一二十条,其中合格的也就十之二三。

北京过去出产蛐蛐的地方很多。西山福寿岭、寿安山,黑龙潭南北二三十里以内,北山的绵山以东七十二个山头,苏家坨、南口关沟、昌平十三陵一带,都产好蛐蛐。

掏回蛐蛐来后,先把上等的蛐蛐送到借他盘缠的玩家儿,玩家儿挑剩下的,再拿到庙会上去卖。

北京卖蛐蛐的地方,除了白塔寺、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等几个庙会集市外,北新桥、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天桥、东华门、鼓楼湾、琉璃厂、果子市等地,有常设的卖蛐蛐摊儿。次一等的玩家儿要到庙会上去“拿”蛐蛐——当然不是白拿,得给钱。后来没庙会了,也没人从事专门逮蛐蛐卖钱的营生了,玩家儿们也有自己到郊区去掏的。再到后来北京附近没蛐蛐可拿了,就只好去外地了。近几年的蛐蛐讲究是河北易县的,号称“小易州”。山东乐陵的也不错,最好的数兖州地区宁阳的蛐蛐。

真正的玩家儿拿蛐蛐,没有拿一条两条的;一拿就是一筐。一筐里装十把,一把十四罐,每罐里装一条。这得多少钱呢?一条好蛐蛐能卖两块银元——相当于一袋洋面的价钱,一筐里一百四十条,您说得多少钱吧。所以说,那个年代,蛐蛐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玩得起的。

一百大洋一个蟋蟀罐

这一百四十条蛐蛐不是全部养起来,还要挑选一番,把那些“头圆牙大腿须长、颈粗毛糙势要强”的留下,其余的就处理掉了。

养蛐蛐,得有专用器皿。首先是蛐蛐罐儿。蛐蛐罐儿有瓷的,也有陶的,最好的是用澄浆泥烧制的:高15厘米左右,直径13厘米左右,厚近2厘米。大、深、厚。现在很少有人烧制了。一些玩家儿手里还有不少澄浆泥的蛐蛐罐,大都是半个世纪以上的老古董了。清康熙年间有个制作蟋蟀罐的名手名叫赵子玉。他烧制的蟋蟀罐存世不多,民国时期一个就能卖到一百大洋,放到今天,如果不是仿制品,能卖到几万元人民币。

新烧制的罐儿不是拿来就用,而是得先打底儿:用黄土、黑土、白灰按一定比例混合加少量的水,将其垫在蛐蛐罐里、砸实。没有白灰粘不住;白灰不是有碱性么,等三合土干了还要放在水里泡,把碱性泡出去才能用。

光有个空罐儿还不行,还得有两样东西:水槽儿和过笼儿。

先说水槽儿:细瓷的,有半圆形、扇面形数种,长约3厘米,宽一个多厘米,高0.7厘米,槽内深0.3厘米。这东西做得精致、小巧,挂着釉儿,描着花儿,金鱼、水草、蛐蛐什么的,有的还写着字:勇战三秋。这大概是瓷器中体积最小、制作最为精致的了。它的用处不用说是喂蛐蛐水喝的。听说这么一个水槽儿,时下价值数百元!

再说过笼儿:澄浆泥烧的,细腻之极,扇面形,高约半寸,下面有底,上面有盖。过笼儿两端有洞门,里面的空间可以容纳两条蛐蛐。过笼儿有什么用呢?一是蛐蛐喜欢在暗处呆着,过笼儿就是蛐蛐的窝;二是养蛐蛐不能光养雄的(二尾儿),还得有雌的(三尾儿)配对儿,否则它是不会和同性斗的。过笼儿,就是供蛐蛐过铃(交配)的洞房。

养蛐蛐的学问多了去了。过去有钱的玩家儿,一到秋天专门雇把式给他伺候蛐蛐。

斗蛐蛐先称体重

真正的玩家儿斗蛐蛐是很正规的。事先要备好“战场”;要下请帖。得到邀请的玩家儿带着蛐蛐赴约,不能带一两条,少则三五条,多则七八条;还要带上一两个人专门照看自家的蛐蛐。

正式比赛有专门的“斗盆”作为战场,有专人担任裁判,还有专人负责核准参赛蛐蛐的体重——如今有天平了,过去用“秤儿”,比老中药铺里称中药的戥子还小,象牙的秤杆比筷子还细,固定在一个一尺左右见方的红木框子里。它能把蛐蛐的体重精确到一两的万分之几。称体重,目的是为了公平竞争,体重相差一毫都不斗。因为一条好蛐蛐只要战败一次,便从此没了斗志。如果让它和重于自己的对手比赛,赢了也要自身受损,要是输了就更“冤”了。

比赛开始以后,赛场上鸦雀无声,耳听裁判,眼观斗盆,心系各自的蛐蛐。蛐蛐的主人屏住呼吸、心弦紧绷,手心都能攥出汗来。蛐蛐之间的争斗更是激烈。蛐蛐和人一样,每条蛐蛐都有自己的个性。争斗起来,有的勇猛,有的狡猾,你来我往,有进有退。两虫纠缠撕咬在一起时,犹如摔跤场上的两名摔跤手。正因为如此,斗蛐蛐才具有高度的观赏性和刺激性。斗胜了的蛐蛐会昂然自得地高唱凯歌,令其主人心花怒放;斗败了的蛐蛐往往会退出战场、落荒而逃。

蛐蛐相斗,必有胜负,因而可以赌输赢,以此为博彩。书画文人可以赌香烟、点心、水果,财大气粗的高官大贾,一注可以几十块银元、上百银元。在一旁观战的,也可“随彩 文言文 ”押注。旧时,还有为斗蛐蛐配备专人监局、给蛐蛐过体重、裁判、记账,开局设场以抽头获利的。听说天津斗蛐蛐赌注比北京大,一般的五十、一百,多者三五百元——这些都是过去的情景了。(宗春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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