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雕流派简述 南工与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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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文化形态和审美取向差异明显，在文玩核雕领域，因雕刻材质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在形式风格和题材样式上出现了“南工”和“北工”之分。“南工”和“北工”并不是简单的以地域来区分，主要还是从艺术样式和表现形式上来判别，不过随着交通的高速化和信息交流的全球化。地域已经不再是苑囿艺术风格的藩篱，当下核雕已经有不少“南地北工”和“北地南工”的现象，甚至在一些北方地区还出现了“北作南作”的趋势。

南工核雕，由窄义和广义之分，窄义的南工既以苏州舟山村和光福为主，包括苏州市区核雕艺人所作的“苏作”核雕广义的“南工”则以苏州舟山，光福，浙江东阳为主，远及广东福建等地区的核雕，一般市场上所处的“南工”核雕往往取义较广，那些具有“苏作”工艺特征和地区的核雕通常都被称为“南工”。

相比“北工”核雕而言，“南工”核雕流布地域相对较小，基本集中在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尤以苏州为中心，在雕刻材质上，“南工”核雕以广东，广西乌橄榄为主，兼作樱桃杨梅，松子等其他小型果核，在表现手法上，“南工”核雕与苏作其它工艺刻雕门类在整体艺术风貌上相近，呈现出精，细，雅，洁的艺术特征，往往在细微处追求毫发之变。

中国核雕艺术历史悠久，从现阶段已知文献资料上看，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后期的正德，嘉靖年间，巧合的是，现今可查的关于核雕的相关文字记载全都指向了苏州地区。从这些文字记载中，我们认识了“奇巧之人”王叔远，能于“方寸小核之上”.......刻十六娃娃, 眉目喜怒悉具”的夏白眼，还有“穷极工巧之能事”的“鬼工技”核雕艺人杜士元，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判断中国核雕缘起于苏州，也不能武断的认为“南工”核雕的历史比之“北工”更加久远，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明代中后期，苏州的确是核雕的重要产地之一，而且自明代开始，“南工”就一直引领着核雕艺术的风尚。

“北工”核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遍布辽阔的北方地区，如今北工核雕的产地与河北廊坊山东潍坊为主，流布于陕西西安阎良，江苏泗洪云度等地。在雕刻材质上，北方核雕往往以桃核为主，兼用核桃等材料，桃核和核桃表面皱褶肌理多。凹凸沟壑起伏大，纹理变化无规律，与橄榄核有着完全不同的表面纹理和内部结构，雕刻时必须依形就势，合理利用果核表面特有纹饰肌理下刀走线，以此二者为材质制作的核雕。自然在表现形式上和雕刻方式上也就与“南工”不尽相同。

桃核和核桃不仅沟回纹理复杂，而且木质坚韧厚实。雕刻运刀，稍不留意便会移位。因此，“北工”核雕往往先运用电动雕刻刀进行粗加工，在完成大形后再用刻刀进行细节雕刻，最后打磨修整。从目前市场上的核雕工艺品看，“北工”桃核雕刻有粗，中，精三种不同风格的产品。粗雕作品比较简约，一般仅仅雕出表面花纹和大致轮廓，中雕较为深入，往往对局部进行镂空处理，雕刻痕迹明显，形象鲜明，精雕作品工艺精湛，形象生动。

在雕刻工具上“北工”和“南工”的也有所差异，除了“南工”，“北工”都需经常使用的通用型雕刻刀以外，“北工”多了剜刀，钻刀，钢针和钻子等工具，他们都是可以深入到桃核和核桃纹里沟回里面进行挖刻钻雕的特殊工具，在雕刻方式上，琢，磨，雕，刻相结合的表现形式，让“北工”核雕具有了“三分刻，七分工”的工艺特征。

“北工”和“南工”的核雕材质的差异，一方面是其历史传承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文化寓意和审美诉求所决定。北方核雕通常采用被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超自然力的“仙木”之果核——核桃来作为核雕的载体，具有浓厚的驱邪纳吉寓意，也正因为如此，在雕刻题材上“北工”所雕纹饰多于神话传说，宗教故事，吉祥喜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方核雕其实就是驱灾祈福的信符，着重强调的是其世俗和宗教的功用，而弱化了装饰和把玩的审美功用，而南方核雕则用橄榄核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中性载体，先用它纯粹是因为其材质细密细腻和便于雕刻驾驭。在雕刻题材上，“南工”虽然有大量的罗汉和宗教故事等，但是，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把玩者，从来都没有认为它是具有超自然神力的信符，有些具有宗教题材的如“粗罗汉”挂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实只是作为“明器”而为死者所做的陪葬品。在表现内容上，“南工”更注重民间故事和世俗生活的题材，甚至连日常器皿和草木瓜果都成为表现的主体。

不同的地域文化，相异的审美取向，使得同一个艺术门类出现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表面上看，南北核雕的差异体现在艺术的形式和样式上，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的差异却是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审美诉求。侧重于精神付托的“北工”核雕更加强调无纹饰的寓意性，并不太在意雕刻工艺是否精巧和细腻，而以观赏把玩为目的的“南工”核雕则更加注重题材的趣味性，纹饰的新颖性和雕刻工艺的精致性，这两种不同的雕刻风格样式，在艺术价值上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